家,變了

作者:賓靜蓀  出處:親子天下22期


家變現場 
走進任何一間教室,會發現孩子每天回去的家,已經很不一樣:
雙薪、單親、分偶、台商、祖孫、新住民……究竟發生了什麼事,
讓媽媽不在家、爸爸不見了,連「一家人住在一起」都成奢望?

 

「本來是一家人,小二時,因為生意失敗,爸爸外遇,所以和媽媽離婚,我們小孩都跟媽媽住。媽媽每天上班,我們一天到晚都跟媽媽說要繳東繳西,這樣的感受真的很不好……真的超羨慕那些有爸爸也有媽媽的家庭,真希望爸爸也能回來,也希望時光倒流到我國小二年級前。」
*    *    *
「我的家跟別人有很多的不同,我媽媽是越南人,她常說要不是有了我,早就回家鄉去了。小時候不太敢、也不太常說自己是混血兒,現在的我很高興自己是混血兒,因為這樣我比別人特別一點點……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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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在我的印象裡,我的家庭就是吵吵鬧鬧而已,雖然有歡樂,但都是短暫……父母雖沒離婚,但媽媽卻沒和我們一起住,小時候常想,別人在最需要父母陪伴時都有,而我只能選擇一方。到現在也已經習慣沒有母親的存在了,有很多祕密都不敢說……」


這是三位彰化縣同一班國一學生書寫的「我的家庭」,具體而微的呈現二十一世紀台灣家庭的面貌。

走進任何一間中小學教室,會發現孩子每天回去的家,已經和過去很不一樣:雙薪、單親、分偶、台商、祖孫、新住民……等各種形式。分配比例依城鄉所在或有不同,相似的是,許多家庭已經不再「幸福美滿又安康」。

拋開所有少子化、高齡化的討論,聚焦到有十八歲以下子女的家庭,會發現台灣的家庭,發生量變和質變。家,變得愈來愈脆弱、孤單。

1.每三個家庭,就有一個是「泛單親」家庭
根據統計,台灣離婚率亞洲第一高,二○○九年為千分之二.五。二○○九年離婚對數五萬七千對,是同年結婚對數(十一萬六千對)的一半。家有十八歲以下小孩,因離婚、喪偶造成的實質單親家庭約三十二萬戶,約佔一成。明顯增加的,是其中四成二和爸爸同住的「單爸家庭」。

在失婚或喪偶的打擊下,單親爸媽努力收拾生命的殘局,為自己和孩子撐起一個家,最怕的是突然的變故。「每天在工作、趕回家陪孩子之間衝來衝去,但不知道要衝去哪裡。失去心裡的依靠,沒人能分擔,沒有生病、不想工作的權利,也不確定自己做得對不對,」單媽陳曉芠(化名)對國一的女兒經常必須一個人在家很愧疚,但又別無他法,情緒和壓力常讓她覺得自己「磁碟已滿」。

好面子、不願開口求助的單爸,更容易獨自承受多重壓力。根據中華單親家庭互助協會二○○五年的統計資料,台北市自殺死亡者中八成是單親,單爸就佔五成四。五年級的單爸周睿麒是迪化街的布商,妻子過世後帶著三個女兒回去和爸媽同住。他觀察,最可憐的是沒有支援系統的單爸,「沒錢就去跟銀行借,變成卡奴。有的沒責任,酗酒吸毒,連孩子都放著自生自滅。」他甚至看過一個三歲半的小孩,「已經懂得到隔壁家去找吃的,自己還會去泡ㄋㄟㄋㄟ。」

假性單親,日益增加的新族群
因為工作造成的「假性單親族群」:台商父母、島內的通勤婚姻,也隨著全球化、科技化的興起,成為日益增加的新族群。

工作與家庭的衝突,讓一家人住在一起變成奢望。孩子擁有雙親,但實際生活上卻只有爸爸或媽媽,單親一方要承擔雙親的照顧和教養責任。

王韻琳(化名)一家四口曾經分住四地。她在台北工作、老公在大陸創業、大女兒在高雄婆家、小女兒在板橋娘家。曾經,王韻琳因為沒有安全感、期許自己努力工作賺錢,她平常「賣力工作,忘了有家」,週五再搭飛機衝到高雄、爭取和女兒相處的時間。女兒小一前顛沛流離、經常生病。和長輩的教育觀有差距,但也不能對女兒整天只看「夜市人生」有太多意見。小一後接女兒回台北,又不得不交給安親班,「安親班老師都比我了解她,我和老大有莫名的距離,」短髮俐落的王韻琳幽幽的回憶。

直到她自己生了一場病,住院十幾天,老公在第三天趕回來,她深深感覺家的重要,「人在脆弱的時候最需要家人。」而且,親眼看見一位成功的醫界大老慨嘆,此生最大遺憾是「跟小孩沒話講」。王韻琳開始警惕,「要花時間好好經營自己的家,家人不能分開太久。」

現在,三十六歲的她辭去工作、赴中國協助老公,兩個孩子先請娘家照顧,「先試三個月看看,」她決定後其實如釋重負。雖然未來還是充滿不確定,但「全家人在一起」的希望卻愈來愈堅定。

王韻琳的家,集所有「泛」單親之大成:台商、分偶、假性單親。愈來愈多的台灣家庭,像她家一樣,不得不分居各地。根據中研院「台灣社會變遷全紀錄」對人口與家庭的調查顯示,「與配偶不同住」的比例逐年升高。二○○五年已近三成五,其中因為工作關係分住兩地的比例最高,佔二六%

分偶家庭、假日父母獨步全球
分偶風吹向各行各業,連一向最穩定的老師家庭也不例外。學校因少子化減班,正職老師們不敢、也不能請調別的縣市。機會少之外,也不想到新校被教師會邊緣化,成為第一個「被超額」的人。流浪教師更是跟著代課老師的缺額跑。

即使父母並未分居兩地,但因為工時長,保姆費用和薪資相比,相對昂貴,社區又缺乏優質而平價的公共托育設施,於是出現一群獨步全球的「假日父母」。行政院主計處二○○六年「婦女婚育與就業狀況調查」顯示,未滿三歲的孩童二成六給(外)祖父母及親屬帶,交給保姆的僅約一成,其中又約有二○%是二十四小時托育。換句話說,將近三成未滿三歲的幼兒,是在遠離父母的狀況下長大的。

這些孩子從週一到週五和阿公阿嬤或保姆住在一起,父母只在週末才出現。很多孩子是上幼稚園或小學,才回到自己家與爸媽「團聚」。假日父母要面對自己的罪惡感或擔心親子感情疏離;孩子則要提早面對分離焦慮、適應不同的教養方式,親子關係需要更多時間磨合。

根據勞委會統計,過去三十年,台灣女性勞動參與率增加了一○%,其中二十五~四十四歲適齡生育婦女的勞參率更高達七六.五%。未來女性撐起就業市場的態勢會愈來愈明顯,這意味著雙薪家庭已經成為社會的主流。過去在家「暖灶」、成為家中穩定力量的家庭主婦,走出廚房,開始有自己的天空。

2.媽媽不在家:工作家庭兩頭燒,經濟家務一肩挑

媽媽和爸爸一樣,擁有工作的舞台與壓力。但傳統對於女性的期待卻還沒有調整,家務與教養分工仍然重度傾斜於女性。男性對於自己角色必須轉換、投入家庭事務分工角色的意識與能力都尚未覺醒,使得職業婦女必須面對比過往更兩難的處境。

根據「二○○六年婦女生活狀況調查統計」,負責照顧家中有十二歲以下孩童、六十五歲以上老人,女性的比例為七成二,男性只有四成六。而台灣家有六歲以下小孩的婦女,每週工作超過四十五小時的比例高達三一%,是OECD國家的四倍。

有孩子的職業婦女都面臨兩難:既想在工作上奮力一搏,又想多陪伴家中孩子。「心上總有一種矛盾,只要孩子出錯,就會自責,這工作究竟帶給我什麼好處?」曾經在竹科大企業工作、目前創業的五年級媽媽車幸勳說。

被擠壓的時間和心力
今年才四十歲、卻已有三個青春期孩子的張佳鈴(化名),回頭看自己在工作、托育孩子兩頭燒的過程:「那時年輕,體力還可以,不過真的很辛苦。生了,就認了。看到同事不生,其實很替她開心。」懷念小時候「全家坐在餐桌前,在昏黃燈光下寫功課」,現在只能買外食回家一起吃。有時加班太晚,只能藉準備早餐、便當的時候,「跟孩子見面打個招呼就不錯了,」她形容。

3.爸爸虛擬化:世界第一的高工時,打造了回不了家的缺席爸爸

台灣在全球化產業分工體系下,追求高速經濟發展,用全球排行第一的超長工時,拚出世界級的競爭力。九○年代開始,兩岸通商中國崛起,台灣更是各行各業、全面性去搶灘。

「世界各國都有人去中國工作,但沒有哪一個國家,全部上市兩千多家公司統統都有派人過去,」專做電纜的台一國際企劃部經理許文堂形容。

在大陸的台資企業已經高達八萬多家。也就是說企業每派出一名台幹,就有一個家庭要犧牲。清大社會系助理教授沈秀華的研究發現,不像外商企業外派都以家庭為單位考量,提供包括小孩教育、全家租房費用等優渥配套。台灣企業都以單身赴任為主,因為企業「沒有家庭概念,假設員工的家有人(就是裡面的女人)在照顧」,專門研究台商的沈秀華表示。

三、四個月才能回家一趟的爸爸,在台灣家庭的日常生活中,成為一個透過電話、skype、MSN存在的「虛擬家長」。

有的家庭視訊二十四小時開著,隨時可以互相說說話;有的爸爸晚上固定時間透過電腦跟孩子講床頭故事。沈秀華還看過一個爸爸規定小孩,每天固定時間在客廳裡設定好電腦,他要透過視訊看著孩子寫功課。

錯過孩子成長、考驗自制力
即使在台灣工作,超長工時幾乎看不到小孩的爸爸也所在多有。從二○○三年台灣的工時以一年二二八二小時榮登世界第一後,近年雖稍有下降,但○七年仍以二二五六小時排行世界第五。超長工時和遷移到中國的企業生態,搶走了家庭中的爸爸。

爸爸,逐漸淡出成為家庭生活中的外圍者,只扮演「賺錢回家的人」的角色。

聚少離多家庭的夫妻關係,也面臨嚴峻考驗。隻身在中國的台商、台幹,工作時間長、生活寂寞、又沒有朋友家庭的約束,要拒絕「同儕壓力」喝花酒的應酬文化或誘惑,的確需要很大的自制力。

台一國際的許文堂,是週末一定要下廚做菜、愛家、愛孩子的好爸爸。他曾因考慮家庭而兩次放棄外派大陸的機會,深知外派員工的兩難。他現在也必須外派同事到中國,但他說,企業唯一能做的,就是讓員工回家充分商量;並告訴他「喝牛奶可以,但不可以養牛,一旦有固定感情對象,就立刻調回來,」許文堂眼鏡後的眼神是理解,也是無奈。

那是你「家」的事?
面對全球化、科技化的大浪,家庭的變化將是不可回溯的現實。「變,不見得不好。有些變是我們期待的,是進步,是趨勢,不要阻擋。譬如婦女的獨立、自主。但有些變帶來失落,是我們不樂見的,要找出原因與對策,但不可能回到過去,」台師大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副教授林如萍一針見血的點出。

當家庭的結構和組成已經大幅變化,但政府、企業、總體社會價值,卻還沒有跟上改變的速度。台灣當前的家變,不該是個別家庭要承擔的困難,而是整體社會都將會付出代價、必須集體看顧的「公共事務」。

世界各國都在用友善家庭的政策和措施,讓「照顧公共化」,用社區的力量減輕個別家庭的負擔。在近年來少數生育率逆勢上揚的法國,母親不但擁有七個月支薪的育嬰假、健保和電話諮詢;如果媽媽生病,政府還會派人到府幫忙做家事。五年前法國政府發表「幼童計畫白皮書」,每年訓練六萬名照護幼童的專業人員;兩歲開始就可進入完全免費的公立幼稚園;並協助中小型企業設立員工托兒所。法國執行家庭政策的經費約佔國內生產毛額的四‧七%,約八八○億歐元(約三兆台幣)。

除了實質的支援體系、托育輔助,政府更重要的責任,是改變價值觀。

「台灣的企業和社會,都假定家庭裡,一定有那個妻子在負擔照顧責任,不管她有沒有工作。所以你可以工作到那麼晚、加班到那麼晚,」台大社會系教授藍佩嘉觀察,台灣的職場工作文化很不友善家庭,「我們文化裡也還把這種超時工作視為一種正面的、對企業的忠誠,」她說。很多廣告稱頌男人為企業賣命,以致忽略家庭、錯過孩子生日等,也令藍佩嘉「寒毛直立」。

「家的核心價值是感情,親密關係和親子關係都需要時間和空間。但政府有沒有給予家庭照顧比較多的資源?」台北大學社工系助理教授張菁芬看到,台灣的社會福利照顧到經濟弱勢家庭,但是更多中等收入的雙薪、單親家庭,處於「照顧灰色地帶」,也需要協助。「我今天賺的錢幾乎不夠全家用,但又進不到政府的服務門檻。若小孩或家庭成員有狀況,誰來排班?」她將心比心看到這一代父母被多重剝削的心力交瘁。

家變,影響你我的未來與發展
家庭的變化,已經不是「個人的責任」,而是時代的趨勢和集體的需求。影響所及的,是整個社會的未來與發展。

根據兒福聯盟二月針對全台五、六年級小學生所做的「家庭溫暖指數調查」,三成八的孩子(約二十一萬孩子)感受不到家庭溫暖。三分之一的爸媽每天晚上八點以後才下班,超過兩成的爸爸、一成的媽媽甚至九點以後才回來,與孩子相處的時間寥寥無幾。也因此,親子互動不佳,近半數的孩子每天和爸媽聊天的時間不到半小時,父母好不容易在家了,七成四卻最常一起看電視。

家變的衝擊,也直接影響到教育現場。關心社會弱勢孩子的監察委員沈美真,曾對全台灣中小學生做深入訪查和統計。發現導致孩子學習成就低落的原因,除去先天智力遲緩、情緒障礙等因素之外,「高達六成是家庭因素造成,包括家庭功能失常,例如父母吵吵鬧鬧、家暴,以及家庭資源不足等,」她說。

台北市某私立國小附設幼稚園的資深老師表示,這幾年很明顯觀察到學校內,許多父親在大陸工作的小孩,有明顯的情緒問題。因為這麼小的孩子需要穩定,但爸爸每一兩個月才回來一次,每次回來就會特別想要補償家人,打亂原本的生活步調。而且家中媽媽情緒不穩定,也會影響孩子。「我很多學生家中的skype都是二十四小時開著,家人和爸爸每天可以說說話。以為都有互動,以為科技可以解決距離的問題……但這怎麼比得上每天實際的接觸和相處?」她懷疑。

一位永和市高中補習班的負責人也驚訝的發現︰「以前會覺得父母離異是很少數,學生多半低調。但現在變了,學生會很不在意的說出:『我得問問我媽的男朋友。』」這位四十三歲還沒有孩子的女性主管,覺得最不忍心的是聽到學生得到法庭,為父母的離婚官司做證人。

政府、企業的政策當然不能保證婚姻美滿、家庭幸福,「但如果國家有比較好的社區托育制度,從托嬰到托老、長期照顧,都可以降低家庭的難度,」清大社會系助理教授沈秀華說。甚至,「如果分開是很多人生命裡的常態,我們的企業和政府有沒有一種不同的思考方式?有沒有可能支持這種分開?」她更進一步去挑戰大家最不樂見的變化。

「家是最安全、愛你最深的地方……在你光榮時,為你喝采;在你羞愧時,抱你回家,總站在你的背後當靠山。家,是一個成功或失敗的大人(和小孩),最想回去的地方。」

幼教專家李坤珊在今年三月號《親子天下》的專欄撰寫了(種下信任、有趣與感謝的種子)一文,寫出一個理想的家的溫度。

籠罩在日本核能輻射陰霾下,更讓人感覺世界多變,一家人平安在一起,變得更為可貴。身為父母,我們無法向孩子保證一個無憂的未來。但我們可以承諾,給孩子一個任何時候都想回去的家。這個平凡的願望,需要個人的努力,也需要企業、社會、政府的支持。


看電視,讀《親子天下》
為服務更多讀者,本期〈封面故事:家,變了〉與好消息電視台「幸福來敲門」合作,於四月十三日晚間八點播出。

家庭故事|單親爸爸周睿麒
單親從來不是我的選項

太太從發病到離開一共四年半的時間,雖然大人有點心理準備,小朋友卻是在沒有準備的狀況下送走媽媽。她們的表現有時會讓人鼻酸,或者根本很難察覺。開朗又粗線條的老大那時才小五,經常發呆獨自流淚,後來雖然恢復笑容,但我們都知道少了媽媽,一切都不一樣了。

工作之餘要同時照顧三個孩子,坦白說真的很忙。一開始,每晚回家父女只有短短的相處時間,卻常常為了功課問題衝突不斷,從來沒有人教我們怎麼處理這種衝突,親子相處的品質很差。

老大在我無法緊盯課業之下慢慢荒廢學業,小五時抄數學題庫的答案被發現,直到八年級數學還是救不回來。後來我交女友,老大用各種方式唱反調表達抗議,有陣子常常過了吃飯時間還不回家。單親家庭最怕國高中的孩子突然的失去掌握,孩子會慢慢的離你愈來愈遠,家,無論如何要想辦法把孩子拉回來。

比較不讓我擔心的是老二,剛開始幫老二綁馬尾,每次要綁三十分鐘,弄到快遲到還是不能看,後來女兒終於看破自己來,這是我對她很虧欠的地方。她有次下課突然問我:「我們家是不是單親?」又問:「但我們跟爺爺奶奶住也算單親嗎?」過一陣子我才意識到,她可能在學校遇到什麼困擾才這樣問。當我想再談,她就不願多說。當爸爸的對於女兒的心思,總是火車開過才吹哨子,永遠搶不到時機。

老三從幼稚園起有注意力不全的問題,到現在還在做諮商。獨自照顧三個孩子,逼得我不得不去上父母成長課程,重新學習怎麼跟孩子相處。我常常需要脫離「家庭」這個情境去想一下,為什麼搞不定這三個孩子,還好我有參加台語讀書會,能稍微喘口氣。我相信在她們眼中,我一定是個嘮叨的老爸。

成為單親後,我們全家搬去跟爺爺奶奶一起住。雖然他們常常看不慣我教養小孩的方式,但他們確實承擔了原本我得扛下的媽媽角色,全力支撐我們家向前走。

單親從來不是我人生中的選項,既然遇上了就得面對。我想未來的日子應該還是被生活推著走,看別人去哪裡玩,看別人家裡有什麼,只能儘量追著一般正常的家庭生活型態跑。現在生活的重心仍然是孩子,那是一種承諾與責任。(文/李宜蓁)

周睿麒,55年次,與因病過世的妻子育有三女,分別為高一、國一和小六,在迪化街經營布業。

家庭故事|職業婦女媽媽王孟芸
我想要自己的時間

我今年四十歲,在廣告公司擔任營業總監,生了三個小孩,分別是七歲、五歲和七個月大。

去年生了老三後真的覺得很累。每天早上六點半起床,先幫小寶寶把衣服穿好,然後七點鐘社區的保姆來接小寶寶。接著幫忙兩個大的小孩和打點自己的梳洗,七點半出門,一家人在車上吃早餐。

先送老大去上小學,老二在我公司附近小學附設的幼稚園念中班。每天我都會在幼稚園陪陪老二,陪他畫圖講故事,直到九點鐘學校正式上課,我才會離開。這是我和他每天唯一的獨處時間。

公司上班時間是九點四十五分,九點鐘到公司,我會趴在桌上補眠。若是以前,我會在乎別人怎麼看我,但現在就不管了。因為就是很累。

以前中午休息時間是我自己的時間,可能會和朋友好好吃一頓飯,或去洗個頭。但現在因為必須早下班,每天都得很有效率的工作,中午吃飯常常是一邊吃飯、一邊抓時間處理公事。

傍晚老大坐校車回家。家裡我請了一位五點到八點,每天幫忙三個小時清潔和做飯做家事的阿姨。老二幼稚園放學以後,每週有兩天補英文,其他三天我請了家教去幼稚園接他和陪伴他。

公司同事每天八、九點下班很平常,但我最晚七點半一定要走。老公的工作很忙,雖然也會幫忙,但晚上常需要應酬。晚上接了老二和小寶寶回家後,我的晚餐畫面常常是一邊抱著寶寶,一邊看老大的功課,一邊瞄著老二在做什麼。每天在晚上九點小孩睡覺以前,我連自己的生理需求都沒有辦法好好的照顧,比方說,好好吃頓飯或上個廁所……

前一陣子我老公問我最想要什麼禮物?「自己的時間,」我回答。

真的,現在每天只有在晚上九點後,坐在馬桶上,才是真正屬於我一個人的時間。

聘請保姆、鐘點家事幫手、家教當然都得花錢,我當然也可以選擇當家庭主婦照顧孩子。但工作這麼多年,客戶信任我,公司和日本總公司的聯繫也多半是我在經營,我有很好的人脈。

工作給我很大的成就感,所以我得把很多我不擅長的工作外包。很深的感受就是:「媽媽不是萬能的」。老實說,很多事情都是且戰且走,常常也覺得心力交瘁。很想把目前全職的工作改成兼職,因為真的覺得陪孩子的時間太少。老三還沒有出生前,孩子上床前,我還可以講講故事,現在真的不可能。

我想政府提供一次性的育兒補助真的沒有用,別開玩笑了,我需要的是長期安定的支援。(文/陳雅慧)

王孟芸,留日碩士,台灣電通廣告公司營業總監,有三個小孩的忙碌職業婦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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